至于新政权中的权力与权力的关系，反正都是人民赋予并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限制。

美国1962年贝克诉卡尔案件中曾界定过司法性和政治性问题，认为只有司法性问题才可以提起诉讼。[16] 郭道晖教授在《宪法的演变与修改》一文中指出宪法演变是指未经修宪程序，对宪法未作 任何文字变动，只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宪政实务的实际运作，突破了现行宪法的局限，而导致宪法内容的变迁。

上述三方面的程序都是宪法所不可或缺的。奥德舒克：《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程 洁译，载《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第2卷，第102页。[21] 这个条款反映了总统对议会的监督与制约关系，虽然包含着签署权、否决权等属于实体性的总统权力，但是，这些权力显然都是通过法律程序进行的。参见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载路易斯，亨金等：《宪政与权利》，郑   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页。从行政机关来看，我国行政处罚法就是一部关于行政处罚程序的法律，也是我国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第一部程序性法律。

比如美国宪法规定：凡众议院及参议院通过的法案，应于成为法律之前，呈递合众国总统。他还谈到，一部宪法要想成为实质意义上的法律文件，那么它首先就必须包括这样的条款——法院可以予以实施并且这种实施并不打乱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适当的权力平衡，也无需使法院扮演地位更高的立法者角色[8]。托克维尔分析美国宪法时说，允许私人弹劾法律，使对法律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紧紧地结合起来，还会保证法制不轻易地受到攻击。

因为它还只是凭领导者的兴致而行之，缺乏规范或制度，没有在制度的常规中进行，所以容易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法解释程序来缓解这个矛盾冲突的。在美国宪法的违宪法审查制度的示范作用下，欧洲各国宪法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发展起来了。这些观点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忧虑——宪法没有具体实施途径和方法，也就等于把宪法束之高阁。

法律不会也不能穷尽一切将会发生的纠纷与冲突，宪法亦然。问题是，这些权利义务根据什么标准和由谁来确定、对于侵权行为在什么场合以及按照什么方式进行追究等程序性前提的规定却一直残缺不全。

从此美国确立起一项基本制度，这就是违宪审查制度。[17] 郭道晖教授在《宪法的演变与修改》一文中还阐述了宪法的另外三种演变形式，其一为时过境迁，自动失效，其二为无法实现，形同虚设，其三为社会实践发展，突破宪法规定。它是用来指导立法和法律规范化的机制。[26] 苏永钦先生还对美国与欧洲两种模式的优点与缺点作了比较。

[27] 参见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载路易斯，亨金等：《宪政与权利》，郑   戈等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2页。退回时应附异议书，退交提出该法案的议院。因此司法审查成为二十世纪各国宪法学最重要的议题，便不难理解。再是关于宪法自身的程序，如合宪性监督程序，还关于宪法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程序。

如经复议后，该院议员以2/3多数同意通过该项法案，应将该法案并异议书送交另一议院，该院亦应复议。因此，人们千方百计地逃税，致使政府税收工作代价高而成效低。

其二，该机构的成员必须有类似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素养并具有政治与物质利益的保障，不受任何法律之外的意志左右。[14] 浙江大学法学院的吕尚敏先生曾对这个问题有专门的研究并撰文论述过这个问题。

[28] 这里用某些政治冲突问题是为了与真正的政治性问题相区别。参见郭道晖：《宪法的演变与修改》，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第2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以下。我们把上述两方面的法律程序称为宪法中的权力程序。[24] [英]哈耶克：《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9] 现在，正当程序原则对于法治和宪法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一般的宪政只不过是在正当程序概念普遍化过程中的更进一步而已。一部宪法不仅限制政府，而且也用来维护与保护个人自由与权利。

从中国现行宪法条文上看，需要改进之处的确不在少数，但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原则性宣言倒未见得与西方的章句相去多远。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曾对这个问题作过评论：实施法律当中的不便利甚至延误，对于我们的制度来说，并不是一个沉重的代价。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几乎与宪法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有人认为司法审查同宪法本身一样古老，缺了它，宪法制度就绝不会实现。不是人民修改宪法，就是立法机构宣布废除该项法律，结果两者必择其一。

他还把德国、葡萄牙宪法所规定的抵抗权看作是所有的公民都承担了一部分合宪性控制的功能。这是因为公民的私权利通常不与他人权利或权力发生联系，只要他人不干涉，他就能够依实体法规则而实现自己的权利。

回过头来看，我们认为宪法固然可以保持现在关于基本权利规定的规模，但是宪法程序性内容的缺乏是不可不引起高度重视的参见郭道晖：《宪法的演变与修改》，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第2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76页以下。其实这反映的是对宪法实施方式的认识问题，究竟是依程序实施宪法，还是离开程序来实施宪法。中国老一代政治家与中国学者并不是不想实施自己制定的宪法，而是不懂得如何实施自己制定的宪法。

转引自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三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页。此外，宪法在现有宪法规定的程序和原则之外演变，则属于非正式演变或称制度外演变。

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对于政府以及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必须有完整的制度，它应当具备这样三个要件：其一，必须设立一个权威的机构，超越于除议会之外的一切机关之上。第三，不耽于细枝末节。

奥德舒克：《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程 洁译，载《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第2卷，第108页。如经复议后，该院议员以2/3多数同意通过该项法案，应将该法案并异议书送交另一议院，该院亦应复议。

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宪法不该规定什么？二是宪法该重点规定什么？宪法的实体内容的规定也不必规定细枝末节，不必规定政府空想的承诺，否则反而会影响这部宪法的合法性和权威。关于修宪，在历史上还存在过能否修改宪法的争论，有的说可以修宪，有的说宪法不能修改。其二，该机构的成员必须有类似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素养并具有政治与物质利益的保障，不受任何法律之外的意志左右。奥德舒克：《立宪原则的比较研究》，程 洁译，载《公共论丛——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第2卷，第130页。

后者主要是处理国家各机关权力关系的程序，当然前述有关程序也会同此种程序存在交叉关系。[1] 众所周知，宪法具有重要的功能（即使仅从文本的文字上看）。

是否重视宪法的程序性内容的规定，与宪法传统以及制定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美国宪法产生于13个州之间的磋商以及联邦派与反联邦派之间的论辩，当时的焦点问题并不涉及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把权力的分配与制约看作是宪法的关键，所以必然会侧重于宪法的程序方面的规定。

宪法应当为冲突提供什么？是为解决冲突提供实际的方案？还是提供其他什么？显而易见，倘若宪法企图为任何冲突提供实际上解决的方案，那就不是一部宪法，而是圣经。因为宪法必须能够产生务实的期望，所以便不能够由于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条款而导致其内容含混不清[7]。